lawreport2008

       (按：非常不幸,本周又要炒冷饭了。这也是两年以前的旧作，现在看一看，除了觉得南宋部分稍嫌简陋外，大体上也还说得过去，但仍然坚持不改旧作的原则，一字不易。2007.5.10)　　

    闲暇时翻宋史，感觉宋朝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朝代，许多现象都不可思议，可是细细想来，却又觉得并不是完全不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有宋一代，国势积贫积弱，困于西夏，败于辽，复败于金，最后灭于元。宋朝是个万马齐喑的时代，没有人才吗？不是，宋代人才辈出绝不逊于盛唐，治世能臣如寇准、范仲淹、王安石，爱国良将如岳飞、辛弃疾，还有那些才华横溢的文学家，宋代的科举，并不象唐朝那样侧重诗词，更不象明清那样完全八股，宋朝考的主要是“策论”，书生们治国平天下的见识，所以，宋朝的士子并非百无一用的书生。群星灿灿，却夜幕沉沉，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呀，难道不值得深刻反思吗？

　　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的，但人类历史并不是只有冷峻的规律在按部就班的运行，正是有了人的活动，人类社会才变的生动曲折和丰富多彩。我不认为英雄创造历史，但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却从来不可小视。埃及艳后克丽奥巴特拉的鼻子长一分或短一分，自然不会改变古罗马从共和向帝制的发展趋势，但却可以影响历史事件的具体进程，从某种程度来说，这也是改变了人类的历史。

　　我无意于发思古之悠情，更无意于刨古人的坟墓，但皇帝作为最高的掌权者，他们的决策直接影响着当时历史的走向，他们实在太重要了，不可能避免后人的评说。看一看宋朝皇帝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，也就可以明白当时文臣武将的遭遇，进而了解宋朝不可思议中的合乎情理。

　　“唐宗宋祖，秦皇汉武”，四人都是我国历史上极有作为的皇帝，但若细细想来，宋太祖和其他三人还是很不相同的。唐太宗、秦始皇、汉武帝都是以战争创造或巩固了自己的国家，赵匡胤武将出身，却是欺负别人孤儿寡母，弄一块黄布披在身上，就做上了皇帝，他登皇位，是最为省时省力的。

　　我并不是无视战争的痛苦，看到波澜壮阔的战争画面就心潮澎湃，但人类历史是复杂的，因为没有经过铁与血的洗礼，宋军的战斗力就很弱。不仅如此，赵匡胤深知手握重兵的武将的能量，他就削弱武将的兵权，形成了“兵不识将，将不识兵”，“将兵者无权，有权者无兵”的局面，这进一步影响宋军的战斗力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或许因为没有长期的战争，宋太祖虽有至高的权力，却无绝对的权威，所以他对文臣武将很是仁慈，象汉高洪武那样大肆屠戳功臣的事件，终其一生都没有出现，“杯酒释兵权”，觥光交错代替了刀光血影，推杯换盏间就落实了一项重大的政治决策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智慧；宰相赵普受重礼，他却一句话：以为天下事都是你们书生决定的呢，一带而过，轻描淡写，并不深究，同样是值得赞赏。

　　烛影摇动，闪烁明灭，也看不清沉重的帷幕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龙椅从此坐上了宋太宗。宋太宗和宋太祖一样雄心勃勃，一心开创一个统一的大帝国，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后，目光紧紧盯住了北方的幽云十六州。他先后向契丹发动了三次战争，或强攻或侧袭，废尽心机，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，尤其是第二次，《宋史》记载是“败绩”，但《辽史》记载的却是宋太宗化妆后，骑了一头毛驴，才得以逃回汴京。毛驴一路颠簸，不只颠掉了赫赫大国的尊严，更给人一种不祥之感，似乎预示着整个朝代的多灾多难。此后，赵光义有心无力，不再言战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宋太宗之后的宋真宗，是个懦弱寡断的人，父辈身上的英武之气，在他身上已经荡然无存。契丹大举来犯，宋真宗不知所措，满朝文武更是惊惶，家居江南的要迁都金陵，家居四川的要迁都重庆，只有寇准挺身而出，力排众议，主张真宗亲征。真宗战战兢兢渡过黄河，宋军士气大振，一举破辽。但战场上的胜利，换来的却是一纸屈辱的和约，宋每年向辽进贡白银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。无论如何，澶渊之盟换来了辽宋之间的和平，“一百二十年互不加兵”。

　　“攻”既无力，但如果“守”好祖宗的基业，也不会留下骂名，何况，这时的宋朝，内外矛盾已经非常尖锐，必须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了。但宋仁宗没有多少进取之心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他在位二十多年，除了偶尔振奋一下，任用范仲淹开始昙花一现般的“庆历新政”之外，就再也没有大动作了。名臣包拯也生活在这一时期，但仁宗却不想重用他，只是在包拯年老时，几经犹豫，给了一个相当于副宰相的虚街。英宗命短，神宗少年天子，很想有一番作为。他登基伊始，就任用王安石，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，史称熙宁变法。神宗气盛，难免心浮气躁，变法越是深入，头绪越繁，议论越多，阻力越大，终于，神宗动摇了，新政半途而废。直到哲宗时期，宋朝似乎一直处于“后英雄时代”，群小各怀私心，围绕新旧党争吵闹不休，王安石和司马光死后都不得安息，有时被奉为圣贤，有时又被贬为奸佞，成了小人们斗争的工具。

　　经过一番折腾，他们似乎感觉到守业也很难，于是，徽宗赵佶连守业的心也没有了，他最大的特点是“玩”。赵佶极富艺术才华，书画诗词，当世一流，并且还做了皇帝，所以他既有心情又有资本，玩的忘乎所以，玩的天昏地暗，玩的日月无光。但他并没有一味地沉湎于个人的艺术小天地，因为他是皇帝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突然有一天，他心血来潮，下令搜罗全国的奇珍异石、奇花异草，建造延福宫和万岁山，尤其是万岁山，标准是“度前规而侈后观”，不仅要空前，还要绝后，昏庸奢靡，他一样也不少。直到耳边传来了金兵的马蹄金戈之声，徽宗才从梦中惊醒，但他实在是太软弱了，不敢担负任何责任，匆忙把皇位传给了儿子钦宗，就像鸵鸟把脑袋埋进沙堆里，以为可以逃过大劫，逢凶化吉了。第二年，金兵攻陷汴梁城，掳走了徽钦二帝等共三千余人并大量的财富典籍，二帝最终被囚禁在现在黑龙江依兰县的一个地窖里，饱受了严寒和屈辱。

　　非常可笑的是，当时宋朝的奏章典籍却一律书写“二帝北狩”，―――皇帝到北边打猎去了，只是没有写明，到底谁是猎人，谁是猎物。徽宗“打猎”时，写了不少诗词，凄绝哀婉，情绪低沉，格调悲凉，很能表达他的心情。“北狩”途中见杏花，他百感交集，写了一首《宴山亭》，词的最后几句是这样的：“天遥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宫何处？怎不思量，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，和梦也新来不做。”开始还能梦回故国，后来却连梦也不做了。李后主也曾说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看来亡国之君都是喜欢做梦的，但赵佶后来竟然连梦也没有了，不是更惨。他还有一首七绝：“杳杳神话路八千，宗（礻方）隔绝几经年，衰残病渴那能久，茹苦穷荒敢怨天！”古语有云：天作孽，犹可恕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赵佶自知昏庸，虽然亡国，却不敢怨天，倒是颇有几分自知之明。被囚九年后，徽宗卒，又十七年，钦宗卒。父子二人，一代帝王，最终落得如此下场，可怜、可悲、可叹。

　　北宋亡后，“泥马渡康王”，赵构即帝位，赵匡胤以战马起家，赵构却要靠泥马活命，一个时代以泥马始，更是显示了南宋小朝廷的不堪一击。果真，南宋从赵构始，到赵（上“日”下“丙”，读作bing,三声）终，共九代皇帝，但他们一味妥协、逃跑，先是乘小船逃到海上避难，后来，连海上也无处可藏了，就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跳海，南宋也就结束了。南宋的的主战将领很多，但既然当权者比阿斗还阿斗，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徒劳，所有的艰辛都不过白费，有时甚至连努力的机会、连艰辛的机会也得不到，于是，我们听到了宗泽三呼渡河，听到了岳飞的慷慨悲歌，我们看到了辛弃疾遍拍栏杆，看到了陆放翁的梦里金戈。罢了，罢了，历史的回顾太沉痛，太沉痛，一切都让它随风而逝吧。一部由战马、毛驴、泥马和轻舟贯穿始终的历史，就这样完结了。

　　两宋从攻到守，从守到玩，从玩到逃，倒颇象一篇文章的起、承、转、合，而这篇文章的作者，就是赵家的一群败家子。文章的起笔，也算不凡，但赵家儿郎不只没有一个大手笔，而且连文章好手也没有，其中能为文章增色的词语和修辞有很多，不知为何，作者却无一例外的不愿使用，文章没有丝毫的大气和宏阔，笔下的意象，尽是些衰草落叶、寒蝉暮鸦，一派萧瑟之象。文章越写越俗，终于到了不忍卒读的程度，历史老人实在看不下去，不忍心他们再糟蹋笔墨纸张，于是统统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