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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见到康熙、乾隆谈论岳飞的两则资料，读后沉思良久，也说不出心中到底是什么滋味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

康熙的是一篇论文，题曰《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》, 收入在他的《御制文集》中。康熙主要是为宋高宗的投降路线进行辩护，虽然只有一处直接提到“岳飞”，但这十分有利于我们理解“抗金”。现将其文摘引如下：
      “金兵破辽之后, 兵已满万, 人强将猛, 非宋之所敌, 明矣。备责不能卧薪尝胆, 以雪父兄母后之仇, 则高宗何辞?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, 岳飞之丹诚不用, 设使谏行言听, 则必胜金兵于朱仙, 生还二帝于汴京, 朕实不信也。何也? 根本已久不固, 人心已久不一, 上无惯战之良将, 下无用命之士卒, 天下虽有勤王之名, 真伪莫测, 虚实难分。高宗久在金营, 孰强孰弱, 自有切见, 若使复仇雪耻, 再整江山, 实不能也, 势使之也。孟子曰：“寡众弱强不敌也。”
      若论讲和之非, 我太祖高皇帝因祖之仇, 戊午起兵, 战必胜, 克必取, 所向无敌, 有往必成。神威圣武, 深仁厚泽, 犹念中国涂炭, 数次议和。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, 始终不悟, 归罪兵部尚书陈新甲为秦桧, 弃市示众。发天下兵迎战, 如袁崇焕、毛文龙、洪承畴、祖大寿、唐通、吴三桂, 前后千余员, 凡出关者, 非死即降, 靡有孑遗。财赋因之已竭, 人心随而思乱。百万雄兵, 尽没东海, 亿兆穷民, 罹于边戍。元气尽伤于关东, 闯贼蜂起于陇西。贼至京师, 文武逃散, 无一死于难者, 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?
　　偏安社稷, 犹存一线之脉络, 若为雪耻复仇, 同死于国难者, 尤不知于明末同乎? 异乎? 文天祥云：“社稷为重, 君为轻, 立君以存社稷, 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。”实千载忠君之语, 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。使高宗匹夫之勇, 死而无悔, 不顾社稷, 以死雪仇, 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? ”
　　康熙不愧为康熙，胸中自有丘壑，题目是高宗之仇难雪，说的是抗金必败，用意却是明清的战争。康熙认为金强而宋弱，宋不可能胜金，偏安江南一隅，犹存一线脉络，才是上上之策，“根本已久不固, 人心已久不一，上无惯战之良将, 下无用命之士卒, 天下虽有勤王之名, 真伪莫测, 虚实难分。”这些话其实似是而非。南宋初期，“恢复中原、迎还二圣”，是朝野共同的心愿，即使投降派也从来没有忘记“迎还二圣”，北方人民更是痛恨金的残暴统治，农民义军风起云涌，但这些暂且不论。南宋军事将领人才辈出，像张俊、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岳飞、吴玠、刘锜等，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, 尤其岳飞、韩世忠、刘锜等，意志坚定，智勇双全，可倚大事，怎么能说“上无惯战之良将”呢？绍兴七、八年后，南宋剿抚了大量农民起义，扫灭了各种流寇贼盗，不仅兵力大增，而且统治稳定，实力已经超过金国了，这是“下无用命之士卒”吗？而令岳飞痛心疾首的朱仙镇之役，可以说已经胜利在望，却被高宗一天十二块班师金牌给葬送了，康熙连“必胜金兵于朱仙”都怀疑，可以说真的不了解宋金战争的历史啊。

而为康熙所赞扬的“偏安社稷，犹存一线之脉络”，实际上完全是一条误国的路线。高宗、秦桧的议和，并不是与金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，而是在“称臣”和“纳岁币”的前提下讨论。不客气地说，这和投降又有什么两样呢。高宗对金人惧怕、懦弱到了极点，没有一点血性，而对朝内李纲、宗泽、岳飞、韩世忠等主战派，却是毫不留情，一味的打压。

康熙的说法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民族的偏见，因为满洲人本来就是女真人的后裔。另一方面，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，那就是现实的需要了。在康熙看来，宋金之际的历史，与明清之际的历史是多么相似啊，实际上他也是以明清的历史来比附宋金的历史。南宋以和议得偏安，“犹存一线之脉络”，而明朝竟然“始终不悟”，“发天下兵迎战”，但明完全不是对手，战场上“凡出关者, 非死即降, 靡有孑遗”，而最终的结果，就是“财赋因之已竭, 人心随而思乱。百万雄兵, 尽没东海, 亿兆穷民, 罹于边戍。元气尽伤于关东, 闯贼蜂起于陇西。贼至京师, 文武逃散, 无一死于难者, 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? ”在康熙看来，这正是不和议的后果啊。“太祖高皇帝”自起兵以来是“战必胜, 克必取, 所向无敌, 有往必成”， 连袁崇焕大炮的威力也忘记了；康熙对“神威圣武, 深仁厚泽”念念不忘，不知有没有记起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？这完全证明了斯大林的那句话：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。

二
　　乾隆则说：“夫武穆之用兵驭将，勇敢无敌，若韩信彭越辈，类皆能之。乃如以文武兼备，仁智并施，精忠无二，则虽古名将亦有所未逮焉。知有君而不知有身，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，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，而君命在身，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。呜呼！以公之精诚，虽死于秦桧之手，而天下后世而仰望风烈，实可与日月争光矣”。

认为岳飞“文武兼备、仁智并施”，更有韩信彭越之辈不可比拟之处，这是《宋史·岳飞传》固有的说法，这里，乾隆和《宋史》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。但再进一步，乾隆和《宋史》的差异就出现了，我们的兴趣，正在于深入比较这同中之异。《宋史》进一步把岳飞和关羽、诸葛亮进行比较，强调的是岳飞的文采，传说关羽喜欢春秋，但并没有文章流传下来，而岳飞在朱仙镇上高宗的札子，“忠义之言，流出肺腑，真有诸葛孔明之风”。乾隆呢，乾隆强调的是岳飞“精忠无二”，他这是样理解的：“知有君而不知有身，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，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，而君命在身，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”。这样的“精忠无二”实际上已经成为“愚忠”的另一种说法了。

实际上，在宋金问题上，岳飞主战，而高宗主和。和议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，而问题的关健在于高宗的和议是以“称臣”为条件的，宋金实际上并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。称臣不称臣本来是赵官家的事，和岳飞关系不太，但岳飞偏偏死脑筋，固执己见，看不清形势的发展，坚持抗金的目标不变通，性子又直，不会顺从高宗的意愿，关系搞得非常僵，几次想撂挑子走人，哪里是什么“知有君而不知有身，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”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他何以会丢掉性命呢？

而下面的话：“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，而君命在身，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”，则明显不合于史，更是离谱得很了。实际上，岳飞班师后，还参加了宋与金在淮西一带的战役，班师还和同为抗战派的张俊、韩世忠一起升官，做到了“枢密副使”。再后来，高宗、秦桧开展投降活动，对主战派进行打击，张俊识时务，很快上了秦桧的船，韩世忠能屈能伸，虽被罢官，但保全了性命，只有岳飞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政治关系，被罢官，二个月后入狱，又三个月被害。从罢官算起，时距离班师有一年的时间，从被害算起，距离班师是一年半的时间。

乾隆的说法，推测他的心理，或者是受了当时社会流行小说的影响，开始强调岳飞“愚忠”的形象，或者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，那就是他在有意无意对臣子奴才们进行引导，希望大臣们也“知有君而不知有身，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”，总而言之，最好是既忠且愚，死心塌地做他的忠顺奴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三

以康乾九五之尊的地位，他们金口玉言，说出的话就是“圣旨”，我估计，有清一代，至少是在清朝前期，关于岳飞的看法，就被“定于一尊”了。敢于和李白、杜甫一争风骚的赵翼，不可谓不狂，他对二十二史深有研究，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，但在宋金问题上，却弄出过一篇《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》，和康熙所论遥相呼应，雄视万夫的气概不见了。是啊，圈子已经划出，调子已经定好，又有多少人敢于坚持与皇帝不同的看法呢？

历代的统治者都是这样，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需求和意志来解读历史。历史上好多典籍文章不都已经佚亡或被删改了吗？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史籍，又有多少没有经过“钦定”、“御批”呢？

认识一个岳飞就这样难，让人无端生出许多惆怅，倍觉世事之艰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