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wreport2008

(这是我两年前的一篇旧文,现在读来,观点上也没有什么修改,还是保持原貌的好)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随着法治精神日益深入人心，许多固有的观念都受到了重新的审视和检讨，“青天”情结自然也不例外。人们对“青天”情结普遍采取了批判的态度，认为这是人治的产物，和现代的法治精神是相违背的，而许多描写克服重重阻力，惩治贪污腐败文学作品，在许多人看来，也是歌颂了现代的包公，宣传的是“人治”。但是，以我之见，人们对“青天”情结的理解未必透彻，对法治精神的认识未必深刻，议论似是而非，批评也就隔靴搔痒。

    毫无疑问，“青天”情结确实是在“人治”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。我国古代，是典型的人治社会，法律不过是统治人民的工具，特权阶层即使违反法律，也很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，而帝王则不仅不受法律的约束，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，随意的更改法律。我总有这样一个感受，从法治的眼光来看，对普通民众而言，我国古代，即使所谓太平盛世，也不过是漫漫的黑夜。广大的普通百姓没有法律可以依靠，也就只能寄希望于“好皇帝”、“好官吏”，替自己申冤，为自己做主，可惜，在那样的社会里，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显得很奢侈，偶尔有几个像包拯、寇准、海瑞、况钟这样多谋善断、秉公执法的，也就尤其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，歌颂和赞扬，可以说，在青天大老爷身上，寄托着最广大的善良无助的民众最殷切的期望。

    文学作品中，惩治贪污腐败，依靠的仍然是刚正不阿的官员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官员，贪污腐败就根本不会得到惩治，这诚然“描写了现代的包公”，但未必是“宣传了人治”。把描写包公与宣传人治等同起来，许多人，包括一些法学人士都是这样认为的，以为“人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就是“人治”，只有“法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才是“法治”，但这只不过是望文生义，实在是一种糊涂观念，是对法治的误解。

    “法治”与“人治”的区别并不在于人的智慧、人的作用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发挥。放弃人治而选择法治，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体现，再高明的法律，也是人类制定的，而且，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纸上的法律要变成生活中的法律，更离不开人的执行。“法治”与“人治”实际上解决的是“法律”与“权力”的关系，权力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，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运作，违反法律，则要得到纠正甚至制裁，这就是法治；反之，如果权力不受约束，法律要受制于权力，实际上把法律看作手段和工具，权力可以根据需要，更改甚至抛弃法律，则是十足的人治，无论这时的法律是多么的健全和完善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粉饰。上个世纪，苏联“大清洗”前夕，斯大林及时而又必要的修改了刑事诉讼法，权力变得畅通无阻、肆无忌惮，于是国家受难、领袖蒙冤、人民遭殃；我国文革时期则更彻底，干脆连法律都不要了，同样，国家受难、领袖蒙冤、人民遭殃。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，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。西人曰：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其实，不受约束的权力可能产生的罪恶，又何止是腐败呢？

    法治首先要求整个社会普遍的信仰法律，要求普通民众自觉的遵守法律，以法律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，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基本标准，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基本手段；现代社会实行依法治国，民众却并不信仰法律，依然寄希望于青天，我们可以看出“青天”情结、人治观念在我国是何等的根深蒂固，法治在我国的实现是多么的任重而道远。但民众是无辜的，应该受到批评的不是普通的民众，要求民众信仰法律、依赖法律，首先要给民众一个可以信仰、可以依赖的法律，并且要让民众看到这个可以信仰、可以依赖的法律，得到了良好的执行。

    法治要求执法者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，严格的执行法律，无论人情还是权力，都不能阻碍法律的执行。当代“青天”秉公执法、铁面无私、不徇私情、不阿权贵，克服各种困难，排除各种阻力，抑制各种诱惑，坚决与腐败作斗争，正是法治所提倡的。难道充分的发挥了人的智慧和作用，模范的遵守法律，严格的执行法律，竟然会成为人治？法治绝对不排除人的智慧，相反，法治创造条件，最大限度的保障人的智慧的发挥。否则，如果理解我们评选“优秀法官”、“优秀检察官”？

   文学作品描写现代的包公，不是在宣传“人治”，但实际上却证明了“人治”的存在，因为它让人们看到了法律的力量是多么的虚弱，法律的作用是多么的微弱，权力没有制衡，得不到约束，遏制腐败的机制无以建立，问题用法律的手段不能解决，必须足够严重，领导重视后，才能得到处理，等等，这些都是人治的表现。

    当代包公，并不必然代表人治，描写“青天”，更未必是宣传人治。真正的法治社会，必然会产生大量的“青天”，人民也会更加热爱这些“青天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