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水浒传》刻画人物很有独到之处，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。我个人在学习《水浒传》的过程中，同时还体会到水浒描写世态人情也非常深刻，非目光如炬、世事洞明者不能为也。

一百单八将，人们说的已经很多，我并没有什么新意，也就不再饶舌;倒是许多次要人物，我以为只要多看几眼，仍可以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还是以“林冲案”中的几个小人物为例吧。

非常不幸，林冲的妻子被上司的螟蛉之子看中，而他又深爱自己的妻子，林冲的厄运也就从此开始了。

高衙内本来是高俅平辈的兄弟，但现在甘愿给人家做儿子，人品的高下，可想而知了，看中别人的妻子，就可以想方设法抢到手，也是依仗权势，为所欲为了;高俅呢？不仅不对儿子严加训斥，反而要害了下属性命，助儿子一把，国法人情，根本不存在了。这是怎样的世界！金圣叹认为，一部《水浒传》先从高俅发际写起，可见是“乱自上作”，用我们的话说，是官逼民反了。从林冲的遭遇来看，真的一点都没有夸张。------但高俅和高衙内并不是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小人物。

如果林冲仅仅是一个平头百姓，那高衙内可能很容易就能得手，但林冲却是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，练得一身好武艺，生得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所以那衙内不得不有所忌惮，还要费一些心思。林冲虽然人称“豹子头”，但并似乎没有豹子那样刚烈，平时虽然偶尔也流露些怀才不遇、壮志难酬的感慨，但很快就能平息。他为人善良安分，凡事能忍则忍，性格又和普通的平头百姓最为相似，这又助长了衙内的气焰，一而再再而三，要置林冲的死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几个小人物先后出场了。

卖刀给林冲的大汉、引林冲误入白虎堂的承局，写的非常简略，也没有留下姓名，这里暂且不论；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下面几个人：富安、陆谦、董超和薛霸、差拔和管营。

《水浒传》并没有对这些人的性格下一句断语，除必要的交待外，也没有大段的叙述，但他们的思想性格却通过言行表露得一览无余。

富安不过是衙内的“帮闲”，心思乖巧，平时眼睛溜溜得转，小算盘啪啪得响，天天围着主子转来转去，只不过想讨主子的喜欢。是真的忠于主子吗？我看未必，只不过是想多分一碗汤。现在，机会终于来了，自然要充分利用。他和林冲无冤无仇，本来无需陷害林冲，但只要衙内高兴，还在乎什么豹子头？无原则而唯利益，把道德、法律、天理统统抛到九霄云外，也是小人们共同的心理。

而富安的计策，则更进一步表明他是十足的“狗头军师”：由陆谦利用和林冲的交情，来诓骗林冲出来吃酒，他则诈称林冲生病，来诱骗林冲娘子。难度最小、风险最小，林冲砸烂的是陆谦的家，受伤的是衙内本人；事成则功劳最大，这一点自不待言，事败则责任最小，无论衙内是死是伤，高俅只会怀恨林冲，而不会怪他的主意。他占尽了便宜，却又那么自然，顺理成章，让人无话可说。这是老油条、老江湖，“千头鸟”的一千个头，估计全部是滑头。

陆谦与富安不同。陆谦与林冲要好，与高俅衙内无甚关系，他不过是富安的“知心腹”。他来陷害林冲，开始或许有些不情愿，但经过了一番考虑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：得罪林冲，不过是卖友求荣，背叛友情，而如果得罪衙内，则可能有性命之忧，再说，投靠权力，说不定日后就飞黄腾达。“两害相较取其轻”，他盘算的一清二楚，开始死心塌地为衙内卖命，要置林冲于死地了。诓林冲吃酒、诱骗林娘子、收买董超薛霸、火烧草料场，一计连着一计，一计比一计歹毒，都是他和富安共同筹划的。

董超和薛霸，是林冲刺配后，押解林冲去沧州的解差。二人收了陆谦的十两金子，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的性命。二人是老手，估计“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”的事做得多了，二人保证：“多是五站路，少便两程，便有分晓”，想来也并非随便说说。二人老于世故，林冲丈人那里应付的滴水不漏，张教头可能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，眼前这两个收了他银子的人，正在谋划要他女婿的性命。

他们谨慎的很，知道林冲武艺高强，虽然戴了枷，如果明取，也未必是林冲的对手，所以二人不动声色，准备工作一步步做来，先是灌醉酒后用沸水烫了林冲一脚燎泡，又用新编的草鞋把燎炮打磨的鲜血淋漓-----一双脚先毁了，纵有千般武艺，没有了支撑，又如何施展的出？在野猪林里，又欺骗林冲，让林冲心甘情愿，被紧紧地缚在树上。林冲为人善良，也从不以恶意来揣度别人，脖子里的绳索一点点收紧，他却浑然不觉，真让人揪心。如果不是松树背后跳出了胖大和尚，即便十个林冲也要丢了性命。

董超薛霸不仅是小人，更是恶人，他们有着正当的职业，却利用职业的掩护，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勾当。类似的人，不知道现实社会中有没有。

差拔和管营则是利欲熏心的小人，他们充分利用职业的便利，把职业作为谋财的手段，平时对犯人压榨盘剥，得了钱物人情便相安无事，没有钱财相送，则折磨得人痛不欲生。他们对待林冲，是典型的“两利相较取其大”。那差拔初见林冲时，林冲未及使钱，差拔就变了面皮，指着林冲骂“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纹，一世也不发迹！打不死，拷不杀顽囚！”等林站送上银子，竟然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：“据你的大名，这表人物，必不是等闲之人，久后必做大官！” 等林冲又呈上柴进的书信，则不仅免了林冲的杀威棒，后来还安排林冲看守天王堂，一个轻闲的差事，因为柴进的一封信“值一锭金子”。典型的势利小人，变色之快，目不暇接，前倨后恭，何其甚也，连并不精于人情世故的林冲都感叹“钱能通神”。

但是，柴进的人情、林冲的钱财和太尉的权势、陆谦的金银比起来，未免有些微不足道，孰轻孰重，孰小孰大，不言自明，所以，对于管营和差拔的转变，我们也并不感到惊讶。他们还定下毒计：火烧草料场。这条妙计简直是万无一失，林冲被烧死便罢，如果不死便军法从事，也要问成死罪。但是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一场大雪，救了林冲的性命。苍天有眼，恶有恶报，富安陆谦差拔诸小人，终于做了林冲的枪下之鬼。

在平时，估计再借上一百个胆子，这些人也不敢去捋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虎须。但现在不同了，背后有了太尉的依靠，用富安的话说，“他见在帐下听使唤，大请大受，怎敢恶了太尉，轻则便刺配了他，重则害了他性命”，狐假虎威，也算是小人们典型的心态。

施耐庵真的笔力不凡，不仅描写英雄，各各面目不同，就是刻画小人，同样栩栩如生。这里又包含了作者多少世态人情的体验？

《水浒传》真的好象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，只要我们认真挖掘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07年9月2日

借用现在时髦的说法，“伴君如伴虎”，似乎应该算是封建官场的最大的潜规则，说的是君威如虎，臣子们祸福难测，甚至随时会有性命之虞。

以猛虎之威来比君王之权，非常贴切，但虎还有不及君王的地方。虎不过是森林之王，并且一般也不会招惹豹子和熊，而君王则远胜老虎许多，所谓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君王也很少有什么顾忌，多数情况下可以决定人的生死，所谓“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，并且死的时候还要山呼万岁、谢主隆恩，不能流露出丝毫的怨恨。更为要命的是，君叫臣死，有时并非因为触犯了天条，而仅仅是由于他那时心情不好，或者他不喜欢你，或者他就是想寻一个借口杀掉你。

侍奉一只喜怒无常的老虎，不知道他何时喜、何时怒，何时高兴、何时忧伤，可真如何是好？苏轼愿儿子既愚且鲁，以为那样可以无灾无祸到公卿，我以为乃一时激愤之语，即使有类似的情况，也不过特例，不可作常态看的。好在人的创造性是无限的，适应性也是无限的，臣子们天天和老虎打交道，竟然也摸索了一套侍奉老虎的方法。

最简单的方法是，如果皇帝说了什么话，那要赶紧表态：皇上圣明；如果皇帝夸奖几句，要赶紧谢恩，并且说：谢主隆恩，臣虽肝脑涂地，不能报效皇恩之万一；如果皇帝生气，要立即请罪，还要说：臣罪该万死，死罪死罪。当然,这些只是最基本的意思，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口才或者想象力，综合运用比喻、夸张等各种修辞方法，来表达对皇帝的服从和尊敬。话不在多，如果能够口吐莲花，那多半会换得龙颜大悦。除了口才之外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多叩头，只是一般性地叩还不行，最好是以头触地，呯呯作响，越响越好，这比天花乱坠重要的多。

这是最简单、最基本的方法，也是最有效、最保险的方法，或许正因如此，许多人就把这奉为金科玉律，于是，满朝大臣就有了许多奴才，其中多是阿谀奉承之人、庸碌无能之辈。这或许是历朝历代最普遍的现象，并不是我在危言耸听。你想，中国漫长的历史中，有多少人身为将相王侯，而被后人记住的有几个，被专家学者关注的又有几个。

当然，总会有人不甘庸俗，想做一些事，食国家俸禄，就要报效朝廷，也是最合理、最普通的想法。但是，从想做事到做成事，中间还隔了一条鸿沟，要想跨越这鸿沟，除了要有做事的本事之外，还必须具备好的运气，就是要至少遇到一位不糊涂的君主。诸葛亮遇刘玄德，房玄龄遇唐太宗，运气之好，可遇而不可求，就是王安石遇宋神宗，张居正遇明神宗，那运气也并非人人可得的。所以，遍览历史，更多的是时运不济，许多人只能望而兴叹，徒呼奈何，更有甚者，不慎直坠谷底，摔得粉身碎骨。纣王残暴比干剖心、怀王昏庸屈原放逐，类似的事，历史上并不在少数。还有更不幸的，文帝不可谓昏，贾谊依然遭贬，武帝不可谓庸，晃错仍然被诛。“时运不济，命途多舛。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，王勃不遇，还可以发一发牢骚，而到了辛弃疾，连牢骚都没有了，悲愤时只能拍一拍栏杆，忧愁时只能谈一谈秋凉，与那些丢掉性命的人相比，幸耶？不幸耶？

还有另外一些人，目睹做事之险，也就不再认真做事了，他们其实另有一番理论，以为皇帝固然是虎，但同时也是人，还有着人所共有的心理与欲望，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，有着两腿无毛动物的基本特征。所以，他们就专在揣摩皇帝的心理、满足皇帝的欲望上下功夫。老虎都不愿捋虎须，总是喜欢顺虎毛，君主亦是如此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照直说出来，那多半你要错了，而如果换一种方式，或许就算你对了。历史上有许多关于“滑稽”的记载，他们知道君主是老虎，同时也是普通人，处处给他面子，维护其权威，显示其高明，满足他们的虚荣心，所以，同样侍奉汉武帝，东方朔也就没有象司马迁那样落得肢体残缺不全。不知什么缘故，西汉之后，滑稽事件时有记载，而出色的滑稽人物却越来越少，历史上终于不见了“滑稽列传”，或许是因为水涨船高吧，大家的才能普遍增长了，凭什么独你受到称赞呢？街头的泼皮高毬凭借了踢得一脚好球的功夫，受到皇帝的赏识而成为徽宗的红人，是小说家言，未必有多少凭据，但蔡京确乎是靠一手漂亮的书法来侍奉徽宗，应是无疑的事实。乾隆皇帝是人人崇拜的一代明君，自然不会做徽宗那样的荒唐事，但和珅得宠，主要还是在于他的心思玲珑剔透。所以，君主无论贤愚，揣摩其心理，投其所好，总是一条重要的方法。

而如果虎虽虎，不过纸虎，或者虎不虎，更像病猫，那就非常不幸了。平帝无知，王莽鸠之，献帝懦弱，曹操挟之，后周训宗孤儿寡母，赵匡胤欺之，末代皇帝风雨飘摇，袁世凯逼之，这些事件，历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，我们说起来也就明明白白。

以上归纳，或者还有遗憾，但人总要寻找偷懒的理由，我也就懒得再消耗脑细胞了。

没有侍虎之道，固然难以侍虎，而即使懂了侍虎之道，也未必能够侍虎。和珅侍得乾隆，却喂饱了嘉庆，蔡京侍得徽宗，却受到历史的唾弃，这些自然无需多言；至于王安石两度罢相，忧愤而终，张居正人亡政息，辱尸籍家，不是更可怜可哀吗？历史上皇帝身边的大臣，一生无祸无辱，得善终的很少，至于象王跃文《大清相国》中“老成谋国，几近完人”的陈敬廷，更是少之又少。

以上四种方法，巧妙各有不同，作用依然有限，为什么呢？应该当局者迷吧，总是围绕着老虎转圈子，思路也就受了限制，寻不到陪伴老虎的好方法，也就避免不了为虎所伤。如果思维再开阔些，学习训兽师，把老虎关进笼子，训服老虎，或者干脆效仿猎人，治服老虎，不就一劳永逸了？实际上这方法早已有人采用了，那关虎的笼子，名曰“立宪”，那治虎的方法，名曰“共和”。

是啊，都是爹娘所生，都是血肉之躯，为什么偏偏要制造出一个老虎，来作践自己呢？

2007年8月8日

枭，就是“猫头鹰”，俗称“夜猫子”的，在乡下人看来，是一种不祥的鸟，名声比乌鸦还要差很多。俗话说：“夜猫子叫宅，没事不来”，认为猫头鹰落在院子里叫，实际上是在数眉毛，如果数清了谁有多少根，那人就会死的。破解的办法自然有，就是听到夜猫子叫声后，立即用唾沫把眉毛弄湿，紧紧贴在额头上，让它看不清也数不准。类似的说法，在我国应该流传已久。西汉时，贾谊只是看到猫头鹰落到屋顶，“貌甚闲暇”，并没有开口鸣叫，就悲从中来，想到了个人的生死未卜、吉凶难测，还作了一篇《鵩鸟赋》，发出了“其生兮若浮，其死兮若休；澹乎若深渊止之静，泛乎若不系之舟”的人生感叹。小时候在老家，夜半醒来，经常听到猫头鹰的叫声，“咕-咕-喵”、“咕-咕-喵”，既不悠扬婉转，也不清脆动听，非常清晰，万赖俱寂时，确实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。

今天，不幸的很，我也要变成一只讨人嫌的猫头鹰，还要不识趣的叫几声了。但我并不是落到谁家的院子里数人的眉毛，而是落到了德国的一座小小磨坊上，------毫无疑问，这并不是一座普普通通的磨坊。

19世纪末，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，紧挨宫殿处有一座磨坊。磨坊低矮破旧，与高大威严的宫殿很不相称，实在是大煞风景。威廉一世开始只想买下磨坊然后拆除，以免有碍观瞻，但与磨坊主多次协商不成，就拿出国王的权威，强行拆除了磨坊。没有料到的是，磨坊主是个倔老头，一纸诉状，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。地方法院判决威廉一世败诉，必须将磨坊“恢复原状”，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给磨坊主造成的损失。事件的最后结果是：威廉一世重建磨坊，并赔偿了老头的损失。

这件事给我们可能会感到非常新鲜，君主还需要和百姓商量，而百姓可以拒绝君主的要求；百姓可以起诉君主，而法律也可以判决君主败诉，并且君主要执行法律的判决。君主也必须服从法律，可见，即使依现在的标准，这也是一个法治国家。实事上，直到今天，那座磨坊还矗立在波茨坦行宫旁边，成为德国司法和法治的象征。

如此说来，我不应该变成一只猫头鹰，反而应该变成一只报喜的喜鹊了。实际上，在最初看到这则资料的时候，我确实是这样打算的，特别是我们目前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而历史上我国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悠久，正好可以借鉴别国先进的经验。但是，当近期在不同报刊上几次看到这则资料的时候，当把这件事放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下来考察的时候，我的思考就加深了，想法也悄悄有了变化。

磨坊主和威廉一世打官司的时候，普鲁士的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正在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德国，政治的统一又促进了经济的长足发展。与此同时，德国的法治也在进步，20世纪初，诞生了《德意志民法典》，为世界现代民法奠定了基础。十余年之后，德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战争结束的第二年，为了“永存于自由正义之境，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，促进社会之进化”，德国又诞生了著名的“魏玛宪法”，其中表述了许多现代法治的理念。有了法治的保障，德国该走向光明了吧。但实事恰恰相反，仅仅十余年，德国就崛起了希特勒，烧书、杀人、战争，人类的梦魇开始了。

而希特勒同样是法律的狂热拥护者，他屠杀600万犹太人，运用的首先就是法律。希特勒制订了3部法律，把犹太人逼上绝路：第一部法叫做身份法。它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分别开，犹太人身上必须要有一个符号，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以色列国旗上的符号，见到这种符号的人就可以区别对待。第二部法就是剥夺犹太人的财产，禁止犹太人经商，要经商就必须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德国，然后离开德国。有钱人都逃亡了，而被迫留在德国的那些犹太人则有第三部法律等待着，这就是强制劳动法。它规定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每天都必须工作16小时以上。这样很强壮的犹太人都变得骨瘦如柴，当他们失掉了一切劳动能力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到集中营，最后屠杀。这就是希特勒的杀人“三部曲”，多么严密的法网啊，甚至有人说，“屠杀600万犹太人是通过法律实现的”。

法治与独裁、自由与强权，按理说应该是水火不容的，怎么又相伴相随，好象一对亲密的恋人呢？如果把这段历史概括为进步与落后、野蛮与文明互相斗争的历史，无疑会激起许多人的共鸣，也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可，但实在是太主观、太肤浅了。

我总认为，法治确实非常好，能够让国王服从法律就可以避免许多恶，已经是巨大的进步；但法治不仅仅是各种美妙的理想、动听的口号和奋斗的目标，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运动；法治还是从属于社会的，它不会超越社会发展程度而发展，国王即使服从了法律，人类仍然会有更多的恶、甚至更大的恶出现。

比如说，自由，曾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牺牲，思想家们也有多种深刻的描述，但在我看来，只有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的那句话最为动人心魄：自由啊，多少罪恶假汝以行。“恶法非法”，早在人类法治思想发轫时的罗马法时期就已经明确提出，可是直到二战之后、直到现在仍在争论、在强调。罗马，实行过法治的罗马最终却从共和演变成了帝国，美国，我认为是现在最典型的宪政国家，可美国现在不正在扮演帝国的角色吗？这是不是在重演罗马的历史？

法治是人类的大智慧，需要艰苦努力、不懈奋斗，但法治也是有限的，切不可失去冷静、忱于幻想。我希望于法治的充分发展，更希望于社会的不断进步。

在我国大力宣传法治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，竟然发出这样刺耳的声音，实在是一只可恶的猫头鹰。

但是，人们只是认为猫头鹰比乌鸦还要不祥，却不知道猫头鹰似乎也会象杜鹃一样啼血！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07年7月13日

    外国流行一句话:“历史是一个小姑娘”，而“思想是一件花衣裳”，是我顺杆爬，比照“历史是个小姑娘”生造的，意思也非常简单：历史是由后人书写的，好比小姑娘任人打扮；思想是由后人解释的，也好比花衣裳任人裁剪。

衣服对于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我们没有见过野兽挂过一丝半缕，即使最聪明、最漂亮的猴子，也是以其本来面目示人，从来不加一丝一毫的掩饰。而即使腰间仅仅围以简陋的兽皮或树叶，那也应该称之为人，哪怕是最初级的原始人。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的衣服各不相同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衣着，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穿着打扮，判断出他所属的朝代。依此道理，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个时代的思潮和观念，来推知这个时代的状况，虽然这远比根据服饰判断朝代复杂得多。

    衣服把人区别与兽，又把小姑娘打扮的花枝招展，思想对人类社会的作用，大抵也是如此。如果没有了思想文化活动，那么人类的行为似乎就只剩下了最基本的“食”和“色”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争斗，总而言之，和非洲大草原上的野兽，没有太大区别的。

    花衣裳体现的是流行的色彩、时尚的信息，反映的是民众的心理、社会的需求，总而言之，是当下的、现在的东西。样式复古，未必是设计师热爱传统，倒有可能是迎合大众的胃口；同样，谈论古人，未必是真的热爱古人，倒有可能是古人还有用，能够满足今人的需要。所以，纵观历史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样的裁缝、各式的剪刀。

    不同时期的衣服，有承袭有变化，但主要是设计师们精心裁剪的结果，思想的花衣服也与此类似，训诂、注释、引申、发挥等等，都是不同的裁剪方式。同样面对儒家思想，孟子、旬子、董仲舒、孙叔通以及后来的程朱、王阳明等各挥剪刀，他们裁出的衣服虽然千差万别，却都号称继承了夫子的正宗，但实际上这衣服和夫子的衣服有多少相似、甚至有多少相干，他们未必真的在意。可以说，一路传承下来，夫子的这块衣服，早已不复原来的模样了，弄到现在，连夫子的衣服原本什么样子，已经未必有人说得清了。思想本来就是一件花衣裳，一件任后人裁剪的花衣裳。

呜呼！现在，众多的裁缝，又开始对着孔子的衣服挥舞剪刀了。谁知道这些裁缝到底是高明还是蹩脚呢？

    几年前，我迷恋上了中国象棋，后来，爱屋及乌，还喜欢上了国际象棋。不过，迷恋归迷恋，喜欢归喜欢，至于水平嘛，嘿嘿，受资质所限，不好意思开口啦。

        我不懂京剧，不过偶尔附庸一下风雅。

        5月30日晚，天津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联袂在石家庄演出了一出传统经典京剧《大保国.探皇陵.二进宫》，我约了朋友L君，共同欣赏了演出。

        《大保国.探皇陵.二进宫》是一出以唱功为主的传统剧，非常要功夫，净、生、旦三个行当并重，其中的对唱尤其精彩，戏曲界有"文怕《二进宫》，武怕《龙虎斗》"的说法，民间也有"要想听，二进宫"的俗语。该剧讲述了明朝的一场皇位之争： 明穆宗朱载垕死后，太子年幼，李艳妃垂帘听政。其父李良企图篡位，李艳妃听信了李良的花言巧语，准备禅位于李良。满朝文武慑于李良淫威，多数屈从，只有定国公徐延昭和兵部侍郎杨波极力劝谏，但李艳妃不听，还拿出皇妃的权威来，赶走了徐杨。徐延昭去皇陵哭拜，杨波也调来了四个儿子前来护陵，二人遂商定了保国的计策。此时李良原形毕露，封锁了李艳妃居住的昭阳院。徐杨又二次进宫，李艳妃正在懊悔不已，原来父亲为了当皇帝是准备牺牲她的，遂跪求徐杨，并以太子相托。后来，徐杨挫败李良，扶太子即位。

        这件事我不知道史书是上如何记载的，是惊心动魄，还是扑朔迷离？所以无法谈论历史，只能谈一点剧情，透过这层层叠叠的帷幕，或许也能窥见历史的一鳞半爪。

        李良在剧中是一个白脸的奸臣，先王在时，他就安安稳稳做他的国丈，因为他有所惧怕的，可一旦先王晏驾，他心中的约束立即消失，私欲立刻膨胀了。你朱家的天下也是抢来的，现在我坐他两天又何妨？太子年幼，女儿掌权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眼前，所以他要行动了。历史上，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李妃呢，也绝对不是受骗和悔悟那么简单，她考虑的或许最为深远。历史上能够垂帘听政的女人有几个呢，绝对不只是一个机缘和身份的问题吧？但我们且不说这个。皇宫中一个女人能够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、把太子平平安安养大，就非常不简单，尤其是在皇帝昏庸荒淫的时候，更是如此。她并不弱智，能够接受父亲的"欺骗"，说明她也感觉到机会来了，正在认真考虑李家的事情。看她这时大摆皇妃的权威，对徐杨是何等的决绝，"手持玉玺朝下打"，"有事无事不用徐杨二奸党"。但她万万没有料到，李良早已等不及了，为了李家的天下，已经顾不得父女亲情，开始逼宫了。她终于看清了李良的真面目，"口口声声，哭得是先王"，其实想的何尝没有自己？还许名封官，跪求徐杨保太子登龙位。唉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。

         再来看一看徐杨。二人一武一文，对朱家无比忠诚，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，都同李良李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，这一点他们是如此的相似。他们紧密团结，互相配合，但他们的斗争方式又是如此的不同。徐延昭官高爵显，是人人敬重、畏惧的定国公，还持有一柄能够"上打昏君，下打谗臣"的铜锤，所以他的斗争是直接的，不仅敢于锤打李良，还敢于和李妃针锋相对，李艳气急，要"手持玉玺朝下打"，他就立即回应"铜锤击你个乱纷纷"。杨波是兵部侍郎，从一品或正二品的官也不小吧，但在皇妃面前可能和七品芝麻官没有什么分别，所以他的斗争就特别讲究策略，徐延昭锤打李良，他可以在背后偷偷摸摸踢上几脚，却从来不敢"光明正大"的打。他特别注意保护自己，每每关键时刻，或者直接示软弱、表担心，激得徐延昭明确表态有事一人担承，或者举例子，打比方，来一段韩信斩首在未央宫，让徐再次表态。他还是个读书人，经历了十年寒窗苦，问题想的多，想的复杂，并且在实事上也达到了目的。

         矛盾虽然尖锐，解决却还顺利。因为其中最关键的人物，垂帘听政的李艳妃知错即改，事情处理起来也就顺利成章了。很难想像，如果情况没有变化，李艳妃不改初衷，那徐杨二人会怎么做？我想象不出最佳的答案，朋友们可以设想一下啊，好在历史终究厚道，它并不是经常给人出难题。

         这场斗争的输家，当然是李良，不仅没能当上皇帝，而且国丈也做不成了，不仅丢掉性命，恐怕家人还会受到株连。李妃呢，太子即位后，她就是太后了，但只是形式上的赢家，她从此只能把内心的秘密，永远的埋在心底，直至带进坟墓；她表面上倍受尊崇，但实际上可能两面不是人，娘家如果还有人，会埋怨她，在朝廷上，大臣们也会鄙视她。斗争的赢家自然是忠勇的徐延昭和杨波，二人首先取得了对李妃的胜利，李妃亲口承认徐杨是忠臣而李良是奸党，又受到李妃重托，扶保太子登上龙位，有了平叛和拥立新君之功，对明朝也几乎是再造之功。进一步讲，最大的赢家当是自称为读书人的杨波了，他推脱、辞让，李艳妃于是加官进爵，他从兵部侍郎一跃而成为太子太保，位极人臣，对徐延昭也开始称兄道弟了。在明朝太子太保多是首辅级别的人物，相当于宰相的。读书人就是脑子活，有办法。

        京剧是瑰宝，在欣赏美轮美奂的艺术时，如果能够想开些，竟然也会隐隐约约看出别样的风情，-----既然是国粹，就总能透露出中国的东西。而在正史中，事情或许还会异常的透明澄澈，无非太后贤德、大臣忠勇之类，可是谁能想到，在这冠冕之下，可能还隐藏着许多故事！　　　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年6月3日

       她翻书如此之勤，可苦了那七八本看图，四五本杂志，被撕的七零八落，用透明胶条粘了一次又一次，更有一些是粘都没有办法了，只剩下那些比较硬的看图卡片，很结实，小手撕不破，算是逃过了大劫。

        她已经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，问她“倩倩的丫丫多小呀”，她就伸出两个手的食指，比划约有二三寸的距离，嘴里说着“小”，问她“爸爸的丫丫多大呀”，她就伸出两只小手，张开五指，比划约有一尺半的距离，说着“大”。问她：你叫什么呀，妈妈叫什么呀，爸爸叫什么呀，她都能一一做出准确的回答。但如果先问爸爸叫什么，她仍然按了先前的顺序回答，原来她并没有理解每句话的含义，只是按顺序强行记住了答案。不过近几日，她已经有不小的进步，回答有时对，有时错，“爸爸叫什么呀”，“倩倩”，我再强调一遍，她就会伏到床上，脸羞的微红，显得很不好意思，原来她知道自己错了，还害羞呢。有时她也会更正，小脸上的表情很是丰富，有思索，有期待，还有被肯定之后的兴奋。

         现在，她已经认识了阿拉伯数字“8”、加减乘除中的“+”和汉字“大”，并且，无论是手写体还是印刷体，无论写的规范还是潦草，也无论是行书、草书或者美术字，她从来没有出过差错，也没有象古代笑话所谓的“怎么一天不见，就长这么大”之类的疑惑。她所有知识的获得，完全是自然而然，我们从来没有拔苗助长似的刻意追求什么。我和妻子其实反对过早培养孩子某种单一的技能，比如几岁识多少汉字，背多少唐诗之类，我们的态度是顺其自然，全面发展，对于儿童来说，学习其实就是游戏，他们是在游戏之中得到愉悦和提高的。当然，顺其自然并不是完全放任，必要的引导也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孩子不断成长，到了上学的年龄更应如此，但引导也是一门艺术。一切全在家长的有心。

         她好读书，自己却够不到，只好求助于别人，而有求于人，自然要表现的非常听话。几个月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亲亲爸爸”，她就会乖巧的在我的面颊或嘴唇上轻轻一吻，但她的“爱美之心”与日俱增，长到一周多，或许是开始讨厌我的脸黑，就改为只亲妈妈不亲爸爸了，任我怎么说，她都继续自己的事件，就象什么都没有听到，厚此薄彼，毫不掩饰，让我这做爸爸的好没面子。但我自有妙计，每一次她想看书，说“拿，拿”的时候，我就把握时机，说，“亲爸爸一下”，她就蹒蹒跚跚的走过来，亲一下，然后翻开书，要求“讲讲”，有求必应，屡试不爽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
       今天，我见她在床上，咿咿哑哑的，不知是在说还是在唱，就去和她一起玩耍，没想到她竟然不予理睬，却径直过来，在我脸上一亲，指着她的一堆书，说：“拿，拿”。她知道了想看书则必然要付出一吻，于是，闲话休提，吻给你，书拿来，真是个小机灵鬼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
       有女若此，聪颖灵慧，机灵乖巧，能不爱乎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4年7月15日

比较喜欢侦探推理小说，象福尔摩斯、波罗、亚森?罗宾、狄仁杰探案的故事，我都看得津津有味，阅读的结果就是自我感觉也聪明起来，还经常自诩为“侦探”，如果猜中了什么事，就会得意洋洋地说，“这对于一位大侦探而言，不过小菜一碟”，朋友们或者哈哈大笑，或者谓我吹牛。―――既可愉悦身心，又可增进友谊，也算达到相当的境界了吧。

但或者是胆子小，或者是不想寻求刺激，我还很少读恐怖悬疑小说。一天去转旧书摊，有一堆书标价十元三本。我翻拣一通，发现了一本王跃文的《有人骗你》，还是本新书。作者是我所钦佩的，书籍也是慕名已久的，自然是一把抓在手中，老板要价4元，还极力撺掇我再挑两本书。我又细细翻拣一遍，发现了一本《地狱19层》，标明恐怖悬疑小说。这类书籍我很少买，但这本书印刷装帧非常精美，我嗅不出半点盗版的气息，也没有发现任何翻阅的痕迹，正版的新书三四块钱还是很划算的。因为是老主顾，老板要价七元，我乐的便宜，也不去讨价还价，于是很快成交。但说实话，这本书实在是我贪图便宜的一个添头。

星期六晚上10:00，哄得女儿睡觉以后，我一个人静静地看这本书。书写的很不错，并不纯粹以恐怖或刺激来吓人，还在探求人的心理，只此一点，就区分开了故事和艺术；悬念设置的很好，不落俗套，构思也很妙，至少没有看到开头就猜出结尾，----我是到最后一页才恍然大悟的。总而言之，这本书可以一读。又看简介，发现作者的名字叫蔡骏，竟然和我同一天生日、同一个血型，我痴长几岁，只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。作者很了不起啊，有知识，文字功底也比较扎实，年纪轻轻就写出这样的作品，假以时日，我相信他肯定能写出一流的文章----只要不误入歧途。

妻子下班回来了，我的书也读完了。于是睡觉，心里想着作者还有几部作品，肯定也不会错，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找来读。夜里没有任何异状，我睡得安稳、香甜。

一觉睡到大天亮，早晨醒来，却发现左眼肿涨，睁不开了，也不知是什么缘故。妻子劝我赶紧看大夫，小女儿也跟着学舌，“爸爸，赶紧去看大夫吧”，其实她也知道关心人了。我说不碍事，很快就会好的，于是睁着一只眼，闭着一只眼，照样带着女儿逛公园，讲故事，并且很快习惯了，也没有觉得怎么别扭。

星期一早晨，经过一夜的休息，眼睛虽然没有进一步发展，却也并没有如我预料的那样好转。只好肿着眼睛去上班。同事们马上就发现了，问是怎么回事，我回答说是看恐怖小说看的，同事接着开玩笑，称我这是“单缝眼”。

为了避免影响办公室的“室容室貌”，也不想进一步考验我的抵抗力，就到医务室就诊。医生翻开我的眼皮检查了一通，发现角膜不红不肿，也没有沙眼，我也详细讲述了患病前后的经过，并说没有记得进入异物。

我问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医生端详我半晌，严肃地说：“这是恐怖小说对你的惩罚，以后不要熬夜看恐怖小说了”！

好在医生的药很见效，我的眼睛很快好起来。这才感到眼睛不肿不涩，竟是这样的幸福。

星期二晚上，我对妻子说，可算好了，估计明天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还在睡意朦胧中，忽然听到妻子吃惊的声音：“哎呀，我的左眼怎么也肿了”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年5月31日

         对于张爱玲，我虽然久闻大名，却一直很陌生，她的作品，不要说阅读，就是连名称我也说不出，不知出于何种心理，我甚至连读一读的想法都从来没有产生过。直到最近有一次，在图书馆，我无意中看到一本张爱玲的文集，信手翻开，一读之下，大惊失色，赶紧借回来，细细的阅读。"小说竟然能够这样写，并且可以写的如此精彩"，张爱玲的艺术手法，对我来说，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世界，渊博的朋友，该不会笑我浅薄吧。老实说，我关于文学的认识，因为张爱玲，已经悄悄的起了变化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
        对于文学评论，我完全是门外汉，不仅理论是一窍不通，而且连术语都不十分了解。我所谈的，只是自己的一些体会和心得，而且是用自己的语言和形式，如同一个老农，终日和黄土打交道，某日却来到了一座百花园，满眼的新奇，满心的欢喜，但如果要他说出到底好在哪里，可能就是几个字："好……实在好……"。但心中有话，不吐不快，可惜我的感悟力实在太可怜了，不能完全理解张爱玲小说的妙处，不过是零星的一点感想，不成体系，也未必看到了重点。但还是由各位朋友去指正吧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        长期以来，我们都认为小说的思想和技巧，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，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。这大体而言是不错的，但却给人一种错觉，仿佛小说的思想是最主要的，思想问题解决了，技巧问题也会迎刃而解。但问题在于，用文字来表达思想，有多种形式，文学不同于报告或论文，小说不同于诗歌或散文，正因为文学或小说有着自己固有的特点，忽略了这一特点，文学就不是文学，小说也就不是小说。"思想是小说的灵魂"，但一句话太孤单了，还应为它寻找另一半，"技巧是小说的生命"，没有了灵魂，固然是苍白疲软的肉体，而没有了生命，灵魂无所寄托，也就变成了孤魂野鬼，是更加恐怖的。人们欣赏小说，首先是看中了形式和技巧的美，思想有时倒不是最能吸引人的，我坚信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，未必思想都是最完美的，但技巧却绝对是第一流的，内容积极深刻，而不讲究形式和技巧，不过是空洞的说教，终于惨不忍睹。张爱玲的小说，鲜明的体现了形式是多么的重要，正是技巧成就了张爱玲。

       张爱玲的小说，华美、绚烂、绮丽、精巧、典雅、细腻，但内在的品质，却不是热烈、奔放、张扬，而是含蓄、矜持、内敛，甚至还有一层淡淡的苍凉和莫名的哀伤。比喻、象征、暗示、哄托，是那样的自然，通篇流溢着光彩，散发出迷人的芬芳。技巧的娴熟，修辞的巧妙，造就了张爱玲独特的艺术魅力。她的小说，比如《金锁记》，人物对话，很似《红楼梦》的风格，叙述描写，也可以看出《红楼梦》的影响，这一点，一眼就可看出。但在我看来，和《红楼梦》相比，张爱玲已经大踏步的前进了，她的艺术手法，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古典小说。《红楼梦》是我国古典小说不可逾越的高峰，我不是说《金锁记》比《红楼梦》还要优秀，只是说，就艺术手法而言，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，张爱玲的表现形式比古典小说更高超。再进一步说，近现代的小说家，近现代的小说技巧，整体而言，都比古典小说要进步，为什么要单单提出张爱玲呢？

        古典小说和近代小说，无论刻画人物还是渲染气氛，即使有强烈的主观情绪，多是以"写实"为主。比如鲁迅先生，"时候既然是深冬；渐近故乡时，天气又阴晦了，冷风吹进船舱中，呜呜的响，从蓬隙向外一望，苍黄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些活气。"（《故乡》）"村外多是水田，满眼是新秧的嫩绿，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，便是耕田的农夫。"（《阿Q正传》）而张爱玲，更多的是"虚实结合"，这样的小说家当然不止张爱玲一个，但有她这样的造诣，取得这样成就的，却几乎没有。"三十年前的上海，一个有月亮的晚上……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。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，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，陈旧而迷糊。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，比眼前的月亮大，圆，白；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，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。"《金锁记》开篇关于月形象，轻描淡写间营造了迷茫而又苍凉的气氛，为全篇定下了基调。鲁迅先生的笔法，渲染气氛当然很成功，而第二例不过廖廖几笔，却能给人无限的想象，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具见扎实的艺术功力。张爱玲的特色，掩映隐现，虚实结合，单独的看，对月的描写是那么的新颖，放在全篇看，对文章的意境、氛围、风格的形成，又是那么的恰到好处，而类似的描写，在她的作品中，不胜枚举。

        西洋小说和现代小说，多有各种描写，比如外貌、语言、动作、心理等等，各种描写基本上是截然分开的，外貌就是外貌，心理就是心理。冗长的独白，铺张的叙述，直白的议论，有使都要使人厌烦了。张爱玲的作品，当然也有外貌和语言的描写，并且我觉得她在这方面很象《红楼梦》，外貌和语言与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非常贴切，这样的典型，俯拾皆是，不需要特别举例的。但她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，就是把语言、动作、心理等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，分明是语言，是动作，可其中还蕴含着人物的心理活动，并且是水乳交融，没有丝毫的生硬，不着一丝痕迹，这样的思维方式，只有东方人才会有。"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，很少说话，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，女子的粉香，男子的淡巴菰气，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，便是他们的栏杆，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。空旷的绿草地上，许多人跑着，笑着谈着，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－－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。不说话，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"。这是《金锁记》里关于一对男女定婚之后外出的描写，只不过是动作，但却写活了心理的微妙、羞涩与拘谨。"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落边洋枕，凑上脸却揉擦一下，那一面的一滴眼泪，她也就懒怠去揩拭，由它挂在腮上，渐渐自己干了。"没有内心活动的独白，但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，普普通通的一句话，谁都可以看出七巧内心的寂寥和苦痛，很得中国古典诗词的精髓。别人也会用动作表现心理，但只不过给动作加上一连串的修饰语，而张爱玲不需要修饰，她只需用天才的笔墨，写出动作本身，哪一个更高超呢？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
        还想谈一点张爱玲的比喻。钱钟书的小说也有很多比喻，但那不过学者的渊博和机智，删之失色，留之无关，并且用的过多过滥，千孔一面，难免有卖弄和浮华的嫌疑，－－而在许多人看来，"博喻"正是钱文的特色呢，在这一点，我豪不掩饰对《围城》的反感，尽管《围城》同样是一部经典之作。张爱玲的比喻，贴切、形象、生动，和文章是天然的一体。"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，一阵热风来了，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，风去了，又把帘子吸了回去，气还没透过来，风又来了，没头没脸的包住她－－一阵凉，一阵热，她只是淌着泪。"（《金锁记》）七巧正在承受着无尽的痛苦，而换了寻常的比喻，不过取其形似，或者从类似"万箭穿心"、"撕心裂肺"之类的成语化出几个，自然俗不可耐，而从古今中外的典籍典故中寻几个更精彩的，也看不出有多高明。"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，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，一个是他的红玫瑰。一个是圣洁的妻，一个是热烈的情妇--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。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，至少两个．娶了红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还是"床前明月光"；娶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，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。"（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）用白玫瑰与红玫瑰来比喻妻子与情人，已经不同凡响，而关于生活与心态的比喻，更是令人拍案叫绝，这样的妙文，似乎也只有张爱玲写的出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
        技法出众的小说家，不在少数，而把技法运用的如此纯熟，和小说结合的是如此完美，没有丝毫卖弄的痕迹，就要少见了，而张爱玲写这些文章时，不过二十多岁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她是一位天才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        张爱玲的小说，写的都是世俗平凡的生活，还主要集中在男女的感情，人物也都是普通的小人物，甚至还有病，身体的和心理的。她的作品没有中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，也没有风起云涌的时代风云，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，也没有经天纬地的谋臣，没有扣人心弦的矛盾，没有曲折惊险的情节。她以生花的妙笔，信笔而至，写的是饮食男女，喜怒哀伤。很有人批评她题材的狭窄、主题的庸俗，我有时也难免产生这种想法，但我总是宽慰自己：点出则可，指责却不必，更不能因此而抹杀一位天才。人总有熟悉和擅长的一方面，总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，我们所应关注的，是她如何把世俗生活化为艺术、把平凡人物写出深刻。我很喜欢鲁迅先生，却不以先生的标准来规范张爱玲。某位据说是擅长探讨中国人情感问题的当代女作家，我初看她的作品，感觉还不是坏，但突然见到了一章赤裸裸的描写，好象饭里捞出了一只苍蝇，看不出和情节有多密切，简直是为描写而描写，甚至可以说是为赤裸裸而描写，从此以后，她的作品我一篇也不在看。我们还是看张爱玲的写法："娇蕊的床太讲究了，振保睡不惯那样厚的褥子，早起还有晕床的感觉，梳头发的时候他在头发里发现一弯剪下来的指甲，小红月牙，因为她养着长指甲，把他划伤了，昨天他朦胧睡去的时候看见她坐在床头剪指甲。昨天晚上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，应当是红色的月牙。"充满了暗示，谁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分寸是这样的恰到好处。以为确定了主题，便会产生出优秀的小说，实在是一种浅薄的想法，决定作品高下的，无论如何缺少不了艺术。把世俗化为艺术，足见张爱玲对生活敏锐的感悟和独特的理解，我总认为，这是女子所特有的，女子写出这样的作品，是天才，而男子如果也这样写，那就有一点变态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
        我总认为张爱玲描绘了世俗的众生相，刻画的是深刻的人性。人性与社会性，一个充满了激烈的争论并且似乎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。他们在理论上是如此的水火不容，但我以为，他们不过是现实的人的两个方面，每一个具体的生活中的人，哪一方面是人性的，哪一方面又是社会性，你能截然分的清楚吗，还不是人性中包含了社会性，社会性中又包含了人性，纯粹的人性与纯粹的社会性，哪里会有。爱情与复仇，似乎是人类与生具有，该是较为"人性"的了吧，但它在英国产生的是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在中国产生的是《萍踪侠影》，而如果把这两部作品仅仅解释成爱情与复仇，那我想莎士比亚和梁羽生也不会完全同意。当然，在文学作品中，它们会因为作者的认识不同而有所侧重。鲁迅先生批判的是"国民性"和"劣根性"，突出的当然是社会性，《金锁记》写的是因情欲的压抑而近乎变态，侧重的是人性，但这人性的形成，却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，表面上看是家庭的因素，而家庭却不是生活在纯净的空气中，说到底还是封建腐朽的社会的结果。但如果把作品的主题归结为批判封建制度，那张爱玲肯定会第一个反对，因为她分明写的是人性和情欲。冰山的浮动，颇为壮观，但不要忘了，还有五分之四在海水里，没有大海，也就不存在冰山了。

      读张爱玲的小说，总是看到人生的无可奈何，常有人生无趣的喟叹，生出淡淡的感伤。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但或许只是没有真正触动那心弦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