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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wreport2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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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[习作]林冲案中的几个小人物
《水浒传》刻画人物很有独到之处,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。我个人在学习《水浒传》的过程中,同时还体会到水浒描写世态人情也非常深刻,非目光如炬、世事洞明者不能为也。 一百单八将,人们说的已经很多,我并没有什么新意,也就不再饶舌;倒是许多次要人物,我以为只要多看几眼,仍可以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 还是以“林冲案”中的几个小人物为例吧。 非常不幸,林冲的妻子被上司的螟蛉之子看中,而他又深爱自己的妻子,林冲的厄运也就从此开始了。 高衙内本来是高俅平辈的兄弟,但现在甘愿给人家做儿子,人品的高下,可想而知了,看中别人的妻子,就可以想方设法抢到手,也是依仗权势,为所欲为了;高俅呢?不仅不对儿子严加训斥,反而要害了下属性命,助儿子一把,国法人情,根本不存在了。这是怎样的世界!金圣叹认为,一部《水浒传》先从高俅发际写起,可见是“乱自上作”,用我们的话说,是官逼民反了。从林冲的遭遇来看,真的一点都没有夸张。------但高俅和高衙内并不是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小人物。 如果林冲仅仅是一个平头百姓,那高衙内可能很容易就能得手,但林冲却是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,练得一身好武艺,生得豹头环眼,燕颌虎须,所以那衙内不得不有所忌惮,还要费一些心思。林冲虽然人称“豹子头”,但并似乎没有豹子那样刚烈,平时虽然偶尔也流露些怀才不遇、壮志难酬的感慨,但很快就能平息。他为人善良安分,凡事能忍则忍,性格又和普通的平头百姓最为相似,这又助长了衙内的气焰,一而再再而三,要置林冲的死命。在这种情况下,几个小人物先后出场了。 卖刀给林冲的大汉、引林冲误入白虎堂的承局,写的非常简略,也没有留下姓名,这里暂且不论;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下面几个人:富安、陆谦、董超和薛霸、差拔和管营。 《水浒传》并没有对这些人的性格下一句断语,除必要的交待外,也没有大段的叙述,但他们的思想性格却通过言行表露得一览无余。 富安不过是衙内的“帮闲”,心思乖巧,平时眼睛溜溜得转,小算盘啪啪得响,天天围着主子转来转去,只不过想讨主子的喜欢。是真的忠于主子吗?我看未必,只不过是想多分一碗汤。现在,机会终于来了,自然要充分利用。他和林冲无冤无仇,本来无需陷害林冲,但只要衙内高兴,还在乎什么豹子头?无原则而唯利益,把道德、法律、天理统统抛到九霄云外,也是小人们共同的心理。 而富安的计策,则更进一步表明他是十足的“狗头军师”:由陆谦利用和林冲的交情,来诓骗林冲出来吃酒,他则诈称林冲生病,来诱骗林冲娘子。难度最小、风险最小,林冲砸烂的是陆谦的家,受伤的是衙内本人;事成则功劳最大,这一点自不待言,事败则责任最小,无论衙内是死是伤,高俅只会怀恨林冲,而不会怪他的主意。他占尽了便宜,却又那么自然,顺理成章,让人无话可说。这是老油条、老江湖,“千头鸟”的一千个头,估计全部是滑头。 陆谦与富安不同。陆谦与林冲要好,与高俅衙内无甚关系,他不过是富安的“知心腹”。他来陷害林冲,开始或许有些不情愿,但经过了一番考虑,终于下定了决心:得罪林冲,不过是卖友求荣,背叛友情,而如果得罪衙内,则可能有性命之忧,再说,投靠权力,说不定日后就飞黄腾达。“两害相较取其轻”,他盘算的一清二楚,开始死心塌地为衙内卖命,要置林冲于死地了。诓林冲吃酒、诱骗林娘子、收买董超薛霸、火烧草料场,一计连着一计,一计比一计歹毒,都是他和富安共同筹划的。 董超和薛霸,是林冲刺配后,押解林冲去沧州的解差。二人收了陆谦的十两金子,要在野猪林结果林冲的性命。二人是老手,估计“拿人钱财,替人消灾”的事做得多了,二人保证:“多是五站路,少便两程,便有分晓”,想来也并非随便说说。二人老于世故,林冲丈人那里应付的滴水不漏,张教头可能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,眼前这两个收了他银子的人,正在谋划要他女婿的性命。 他们谨慎的很,知道林冲武艺高强,虽然戴了枷,如果明取,也未必是林冲的对手,所以二人不动声色,准备工作一步步做来,先是灌醉酒后用沸水烫了林冲一脚燎泡,又用新编的草鞋把燎炮打磨的鲜血淋漓-----一双脚先毁了,纵有千般武艺,没有了支撑,又如何施展的出?在野猪林里,又欺骗林冲,让林冲心甘情愿,被紧紧地缚在树上。林冲为人善良,也从不以恶意来揣度别人,脖子里的绳索一点点收紧,他却浑然不觉,真让人揪心。如果不是松树背后跳出了胖大和尚,即便十个林冲也要丢了性命。 董超薛霸不仅是小人,更是恶人,他们有着正当的职业,却利用职业的掩护,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勾当。类似的人,不知道现实社会中有没有。 差拔和管营则是利欲熏心的小人,他们充分利用职业的便利,把职业作为谋财的手段,平时对犯人压榨盘剥,得了钱物人情便相安无事,没有钱财相送,则折磨得人痛不欲生。他们对待林冲,是典型的“两利相较取其大”。那差拔初见林冲时,林冲未及使钱,差拔就变了面皮,指着林冲骂“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纹,一世也不发迹!打不死,拷不杀顽囚!”等林站送上银子,竟然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:“据你的大名,这表人物,必不是等闲之人,久后必做大官!” 等林冲又呈上柴进的书信,则不仅免了林冲的杀威棒,后来还安排林冲看守天王堂,一个轻闲的差事,因为柴进的一封信“值一锭金子”。典型的势利小人,变色之快,目不暇接,前倨后恭,何其甚也,连并不精于人情世故的林冲都感叹“钱能通神”。 但是,柴进的人情、林冲的钱财和太尉的权势、陆谦的金银比起来,未免有些微不足道,孰轻孰重,孰小孰大,不言自明,所以,对于管营和差拔的转变,我们也并不感到惊讶。他们还定下毒计:火烧草料场。这条妙计简直是万无一失,林冲被烧死便罢,如果不死便军法从事,也要问成死罪。但是,人算不如天算,一场大雪,救了林冲的性命。苍天有眼,恶有恶报,富安陆谦差拔诸小人,终于做了林冲的枪下之鬼。 在平时,估计再借上一百个胆子,这些人也不敢去捋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虎须。但现在不同了,背后有了太尉的依靠,用富安的话说,“他见在帐下听使唤,大请大受,怎敢恶了太尉,轻则便刺配了他,重则害了他性命”,狐假虎威,也算是小人们典型的心态。 施耐庵真的笔力不凡,不仅描写英雄,各各面目不同,就是刻画小人,同样栩栩如生。这里又包含了作者多少世态人情的体验? 《水浒传》真的好象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,只要我们认真挖掘。 2007年9月2日
借用现在时髦的说法,“伴君如伴虎”,似乎应该算是封建官场的最大的潜规则,说的是君威如虎,臣子们祸福难测,甚至随时会有性命之虞。 以猛虎之威来比君王之权,非常贴切,但虎还有不及君王的地方。虎不过是森林之王,并且一般也不会招惹豹子和熊,而君王则远胜老虎许多,所谓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”,君王也很少有什么顾忌,多数情况下可以决定人的生死,所谓“君叫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,并且死的时候还要山呼万岁、谢主隆恩,不能流露出丝毫的怨恨。更为要命的是,君叫臣死,有时并非因为触犯了天条,而仅仅是由于他那时心情不好,或者他不喜欢你,或者他就是想寻一个借口杀掉你。 侍奉一只喜怒无常的老虎,不知道他何时喜、何时怒,何时高兴、何时忧伤,可真如何是好?苏轼愿儿子既愚且鲁,以为那样可以无灾无祸到公卿,我以为乃一时激愤之语,即使有类似的情况,也不过特例,不可作常态看的。好在人的创造性是无限的,适应性也是无限的,臣子们天天和老虎打交道,竟然也摸索了一套侍奉老虎的方法。 最简单的方法是,如果皇帝说了什么话,那要赶紧表态:皇上圣明;如果皇帝夸奖几句,要赶紧谢恩,并且说:谢主隆恩,臣虽肝脑涂地,不能报效皇恩之万一;如果皇帝生气,要立即请罪,还要说:臣罪该万死,死罪死罪。当然,这些只是最基本的意思,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口才或者想象力,综合运用比喻、夸张等各种修辞方法,来表达对皇帝的服从和尊敬。话不在多,如果能够口吐莲花,那多半会换得龙颜大悦。除了口才之外,还有更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多叩头,只是一般性地叩还不行,最好是以头触地,呯呯作响,越响越好,这比天花乱坠重要的多。 这是最简单、最基本的方法,也是最有效、最保险的方法,或许正因如此,许多人就把这奉为金科玉律,于是,满朝大臣就有了许多奴才,其中多是阿谀奉承之人、庸碌无能之辈。这或许是历朝历代最普遍的现象,并不是我在危言耸听。你想,中国漫长的历史中,有多少人身为将相王侯,而被后人记住的有几个,被专家学者关注的又有几个。 当然,总会有人不甘庸俗,想做一些事,食国家俸禄,就要报效朝廷,也是最合理、最普通的想法。但是,从想做事到做成事,中间还隔了一条鸿沟,要想跨越这鸿沟,除了要有做事的本事之外,还必须具备好的运气,就是要至少遇到一位不糊涂的君主。诸葛亮遇刘玄德,房玄龄遇唐太宗,运气之好,可遇而不可求,就是王安石遇宋神宗,张居正遇明神宗,那运气也并非人人可得的。所以,遍览历史,更多的是时运不济,许多人只能望而兴叹,徒呼奈何,更有甚者,不慎直坠谷底,摔得粉身碎骨。纣王残暴比干剖心、怀王昏庸屈原放逐,类似的事,历史上并不在少数。还有更不幸的,文帝不可谓昏,贾谊依然遭贬,武帝不可谓庸,晃错仍然被诛。“时运不济,命途多舛。冯唐易老,李广难封”,王勃不遇,还可以发一发牢骚,而到了辛弃疾,连牢骚都没有了,悲愤时只能拍一拍栏杆,忧愁时只能谈一谈秋凉,与那些丢掉性命的人相比,幸耶?不幸耶? 还有另外一些人,目睹做事之险,也就不再认真做事了,他们其实另有一番理论,以为皇帝固然是虎,但同时也是人,还有着人所共有的心理与欲望,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,有着两腿无毛动物的基本特征。所以,他们就专在揣摩皇帝的心理、满足皇帝的欲望上下功夫。老虎都不愿捋虎须,总是喜欢顺虎毛,君主亦是如此。同样的道理,你照直说出来,那多半你要错了,而如果换一种方式,或许就算你对了。历史上有许多关于“滑稽”的记载,他们知道君主是老虎,同时也是普通人,处处给他面子,维护其权威,显示其高明,满足他们的虚荣心,所以,同样侍奉汉武帝,东方朔也就没有象司马迁那样落得肢体残缺不全。不知什么缘故,西汉之后,滑稽事件时有记载,而出色的滑稽人物却越来越少,历史上终于不见了“滑稽列传”,或许是因为水涨船高吧,大家的才能普遍增长了,凭什么独你受到称赞呢?街头的泼皮高毬凭借了踢得一脚好球的功夫,受到皇帝的赏识而成为徽宗的红人,是小说家言,未必有多少凭据,但蔡京确乎是靠一手漂亮的书法来侍奉徽宗,应是无疑的事实。乾隆皇帝是人人崇拜的一代明君,自然不会做徽宗那样的荒唐事,但和珅得宠,主要还是在于他的心思玲珑剔透。所以,君主无论贤愚,揣摩其心理,投其所好,总是一条重要的方法。 而如果虎虽虎,不过纸虎,或者虎不虎,更像病猫,那就非常不幸了。平帝无知,王莽鸠之,献帝懦弱,曹操挟之,后周训宗孤儿寡母,赵匡胤欺之,末代皇帝风雨飘摇,袁世凯逼之,这些事件,历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,我们说起来也就明明白白。 以上归纳,或者还有遗憾,但人总要寻找偷懒的理由,我也就懒得再消耗脑细胞了。 没有侍虎之道,固然难以侍虎,而即使懂了侍虎之道,也未必能够侍虎。和珅侍得乾隆,却喂饱了嘉庆,蔡京侍得徽宗,却受到历史的唾弃,这些自然无需多言;至于王安石两度罢相,忧愤而终,张居正人亡政息,辱尸籍家,不是更可怜可哀吗?历史上皇帝身边的大臣,一生无祸无辱,得善终的很少,至于象王跃文《大清相国》中“老成谋国,几近完人”的陈敬廷,更是少之又少。 以上四种方法,巧妙各有不同,作用依然有限,为什么呢?应该当局者迷吧,总是围绕着老虎转圈子,思路也就受了限制,寻不到陪伴老虎的好方法,也就避免不了为虎所伤。如果思维再开阔些,学习训兽师,把老虎关进笼子,训服老虎,或者干脆效仿猎人,治服老虎,不就一劳永逸了?实际上这方法早已有人采用了,那关虎的笼子,名曰“立宪”,那治虎的方法,名曰“共和”。 是啊,都是爹娘所生,都是血肉之躯,为什么偏偏要制造出一个老虎,来作践自己呢? 2007年8月8日
枭,就是“猫头鹰”,俗称“夜猫子”的,在乡下人看来,是一种不祥的鸟,名声比乌鸦还要差很多。俗话说:“夜猫子叫宅,没事不来”,认为猫头鹰落在院子里叫,实际上是在数眉毛,如果数清了谁有多少根,那人就会死的。破解的办法自然有,就是听到夜猫子叫声后,立即用唾沫把眉毛弄湿,紧紧贴在额头上,让它看不清也数不准。类似的说法,在我国应该流传已久。西汉时,贾谊只是看到猫头鹰落到屋顶,“貌甚闲暇”,并没有开口鸣叫,就悲从中来,想到了个人的生死未卜、吉凶难测,还作了一篇《鵩鸟赋》,发出了“其生兮若浮,其死兮若休;澹乎若深渊止之静,泛乎若不系之舟”的人生感叹。小时候在老家,夜半醒来,经常听到猫头鹰的叫声,“咕-咕-喵”、“咕-咕-喵”,既不悠扬婉转,也不清脆动听,非常清晰,万赖俱寂时,确实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。 今天,不幸的很,我也要变成一只讨人嫌的猫头鹰,还要不识趣的叫几声了。但我并不是落到谁家的院子里数人的眉毛,而是落到了德国的一座小小磨坊上,------毫无疑问,这并不是一座普普通通的磨坊。 19世纪末,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,紧挨宫殿处有一座磨坊。磨坊低矮破旧,与高大威严的宫殿很不相称,实在是大煞风景。威廉一世开始只想买下磨坊然后拆除,以免有碍观瞻,但与磨坊主多次协商不成,就拿出国王的权威,强行拆除了磨坊。没有料到的是,磨坊主是个倔老头,一纸诉状,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。地方法院判决威廉一世败诉,必须将磨坊“恢复原状”,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给磨坊主造成的损失。事件的最后结果是:威廉一世重建磨坊,并赔偿了老头的损失。 这件事给我们可能会感到非常新鲜,君主还需要和百姓商量,而百姓可以拒绝君主的要求;百姓可以起诉君主,而法律也可以判决君主败诉,并且君主要执行法律的判决。君主也必须服从法律,可见,即使依现在的标准,这也是一个法治国家。实事上,直到今天,那座磨坊还矗立在波茨坦行宫旁边,成为德国司法和法治的象征。 如此说来,我不应该变成一只猫头鹰,反而应该变成一只报喜的喜鹊了。实际上,在最初看到这则资料的时候,我确实是这样打算的,特别是我们目前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,而历史上我国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悠久,正好可以借鉴别国先进的经验。但是,当近期在不同报刊上几次看到这则资料的时候,当把这件事放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下来考察的时候,我的思考就加深了,想法也悄悄有了变化。 磨坊主和威廉一世打官司的时候,普鲁士的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正在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统一德国,政治的统一又促进了经济的长足发展。与此同时,德国的法治也在进步,20世纪初,诞生了《德意志民法典》,为世界现代民法奠定了基础。十余年之后,德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战争结束的第二年,为了“永存于自由正义之境,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,促进社会之进化”,德国又诞生了著名的“魏玛宪法”,其中表述了许多现代法治的理念。有了法治的保障,德国该走向光明了吧。但实事恰恰相反,仅仅十余年,德国就崛起了希特勒,烧书、杀人、战争,人类的梦魇开始了。 而希特勒同样是法律的狂热拥护者,他屠杀600万犹太人,运用的首先就是法律。希特勒制订了3部法律,把犹太人逼上绝路:第一部法叫做身份法。它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分别开,犹太人身上必须要有一个符号,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以色列国旗上的符号,见到这种符号的人就可以区别对待。第二部法就是剥夺犹太人的财产,禁止犹太人经商,要经商就必须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德国,然后离开德国。有钱人都逃亡了,而被迫留在德国的那些犹太人则有第三部法律等待着,这就是强制劳动法。它规定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每天都必须工作16小时以上。这样很强壮的犹太人都变得骨瘦如柴,当他们失掉了一切劳动能力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到集中营,最后屠杀。这就是希特勒的杀人“三部曲”,多么严密的法网啊,甚至有人说,“屠杀600万犹太人是通过法律实现的”。 法治与独裁、自由与强权,按理说应该是水火不容的,怎么又相伴相随,好象一对亲密的恋人呢?如果把这段历史概括为进步与落后、野蛮与文明互相斗争的历史,无疑会激起许多人的共鸣,也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可,但实在是太主观、太肤浅了。 我总认为,法治确实非常好,能够让国王服从法律就可以避免许多恶,已经是巨大的进步;但法治不仅仅是各种美妙的理想、动听的口号和奋斗的目标,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运动;法治还是从属于社会的,它不会超越社会发展程度而发展,国王即使服从了法律,人类仍然会有更多的恶、甚至更大的恶出现。 比如说,自由,曾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牺牲,思想家们也有多种深刻的描述,但在我看来,只有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的那句话最为动人心魄:自由啊,多少罪恶假汝以行。“恶法非法”,早在人类法治思想发轫时的罗马法时期就已经明确提出,可是直到二战之后、直到现在仍在争论、在强调。罗马,实行过法治的罗马最终却从共和演变成了帝国,美国,我认为是现在最典型的宪政国家,可美国现在不正在扮演帝国的角色吗?这是不是在重演罗马的历史? 法治是人类的大智慧,需要艰苦努力、不懈奋斗,但法治也是有限的,切不可失去冷静、忱于幻想。我希望于法治的充分发展,更希望于社会的不断进步。 在我国大力宣传法治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,竟然发出这样刺耳的声音,实在是一只可恶的猫头鹰。 但是,人们只是认为猫头鹰比乌鸦还要不祥,却不知道猫头鹰似乎也会象杜鹃一样啼血! 2007年7月13日
外国流行一句话:“历史是一个小姑娘”,而“思想是一件花衣裳”,是我顺杆爬,比照“历史是个小姑娘”生造的,意思也非常简单:历史是由后人书写的,好比小姑娘任人打扮;思想是由后人解释的,也好比花衣裳任人裁剪。 衣服对于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我们没有见过野兽挂过一丝半缕,即使最聪明、最漂亮的猴子,也是以其本来面目示人,从来不加一丝一毫的掩饰。而即使腰间仅仅围以简陋的兽皮或树叶,那也应该称之为人,哪怕是最初级的原始人。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的衣服各不相同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衣着,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穿着打扮,判断出他所属的朝代。依此道理,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个时代的思潮和观念,来推知这个时代的状况,虽然这远比根据服饰判断朝代复杂得多。 衣服把人区别与兽,又把小姑娘打扮的花枝招展,思想对人类社会的作用,大抵也是如此。如果没有了思想文化活动,那么人类的行为似乎就只剩下了最基本的“食”和“色”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争斗,总而言之,和非洲大草原上的野兽,没有太大区别的。 花衣裳体现的是流行的色彩、时尚的信息,反映的是民众的心理、社会的需求,总而言之,是当下的、现在的东西。样式复古,未必是设计师热爱传统,倒有可能是迎合大众的胃口;同样,谈论古人,未必是真的热爱古人,倒有可能是古人还有用,能够满足今人的需要。所以,纵观历史,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样的裁缝、各式的剪刀。 不同时期的衣服,有承袭有变化,但主要是设计师们精心裁剪的结果,思想的花衣服也与此类似,训诂、注释、引申、发挥等等,都是不同的裁剪方式。同样面对儒家思想,孟子、旬子、董仲舒、孙叔通以及后来的程朱、王阳明等各挥剪刀,他们裁出的衣服虽然千差万别,却都号称继承了夫子的正宗,但实际上这衣服和夫子的衣服有多少相似、甚至有多少相干,他们未必真的在意。可以说,一路传承下来,夫子的这块衣服,早已不复原来的模样了,弄到现在,连夫子的衣服原本什么样子,已经未必有人说得清了。思想本来就是一件花衣裳,一件任后人裁剪的花衣裳。 呜呼!现在,众多的裁缝,又开始对着孔子的衣服挥舞剪刀了。谁知道这些裁缝到底是高明还是蹩脚呢?
随想2:象棋与文化几年前,我迷恋上了中国象棋,后来,爱屋及乌,还喜欢上了国际象棋。不过,迷恋归迷恋,喜欢归喜欢,至于水平嘛,嘿嘿,受资质所限,不好意思开口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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